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问题发聩振聋、令人警醒，有的问题则逼人直面、必须回答——比如“钱学森之问”，已经尽人皆知。那是一种爱之切、思之深、问之尖锐的爱国情怀。这种如焚的忧心，来自于一种大爱和深爱，来自于一种真正的忠诚。

　　由“钱学森之问”，想到另一个“问”，那便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耿飚之问”，而这一“问”，恐怕更为发聩振聋，更需要我们想一想，作出回答。

　　耿飚同志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下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西北部的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同志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同志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同志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情节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耿飚之问，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值得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想一想——也许老百姓还“会”。这几十年，经济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从总体上有了大的提高，老百姓是看得到的，也是“见情”的。打江山，“打下来”，是一种合法性，那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搞上去”，也是一种合法性。所以才说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巩固和拓展了党执政的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还是“满意”、“拥护”和“赞成”的，即便我们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谅解，也会“求情”。

　　但也可能“不会”。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说党在执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面临着脱离群众这个“最大的危险”——这可是党的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之时向全党发出的警示啊，而这个危险，在一部分党员身上，在一些地方的党群、干群关系上尤为突出。经济是搞上去的，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了呢——一是我们在发展中是否将公平和平等深深植于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政策取向？另一个是小平同志33年前指出的“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的问题，在“搞上去”的同时，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好转了？此外，在一些干部中，“对群众诉求置若罔闻，对群众迫切需求久拖不决”，以致于“群众意见很大”的情况，难道仅是个别么？更不要说一些人的腐败堕落了。所以，老百姓“会不会为我们求情”这个问题，至少在一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仍然是个大问号。

　　“耿飚之问”是深刻的，是尖锐的，或许还是“逆耳”的，唯其如此，在今天尤其发聩振聋。让我们深深地想一想“耿飚之问”，以我们的行动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文/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