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是温州一位商人，已过不惑之年。他大学毕业后曾在当地某部门当公务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下海，基于温州的产业环境，最早做制鞋、建材生意。

　　“那时候真的是赶上机会了，大环境也好，没费太大劲儿就做起来了，”李健笑着说，“望着手里每天增加的钱都有点儿心虚。”

　　有了“第一桶金”后，李先生开始琢磨其他生意。

　　他回忆，从2001年起到2004年，水泥行业的好景气与丰厚利润吸引了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大量资本进入。浙江从一个起步很晚，只有少数大中型水泥企业的沿海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水泥先进技术的代表者。

　　李健也顺势进入了水泥业。

　　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

　　这一年的1月12日，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性时刻。那一份为民营经济正名，被称为是“民营经济宪法”的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老36条”)终于出台。

　　据悉，文件出台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调研和论证，历时近一年半之久。

　　李先生说：“2005年，在垄断领域对民营经济的长期禁锢中，大家似乎看到了解禁的希望。全国也掀起了一股以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长期形成的行政垄断以及政府管制的惯性，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使得民营企业“非禁即入”的原则始终难以落实。

　　更不乐观的是，浙江的水泥业在2004年以后也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无序竞争期。过度投资建设新水泥生产线，使产能大大过剩，行业利润出现“跳水”，到2006年，浙江水泥价格从3年前的500元/吨跌到170元/吨。一吨水泥，在欧洲有10欧元利润，在美国有8美元利润，在中国平均只有10-20元利润，浙江的水泥业更是出现全行业亏损。

　　“那时浙江有大大小小的水泥企业300多家，陷入了恶性循环，无序竞争，产能过剩。当时企业卖一吨水泥还要亏10多元，结果大家都活不下去。”李健说。

　　此时，中国建材、中材国际等大型国有企业手握重金展开了并购或者合资。李健意识到水泥行业重组兼并的大势，于是选择与央企合作。“与央企相比，民企在融资、市场、资源配置、政府支持等方面全面落后，不整合也得整合，”李感叹说，“你能想象么，在“老36条”出台的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全国居然掀起了民营企业的卖身潮，纷纷选择了与央企、国企合作。”

　　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李健也把企业卖给一家国有建材企业，他说：“将一手缔造的企业卖掉，自然不舍，但是形势逼迫，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后，李先生觉得不能如此终老一生。自己的年纪正值打拼之年，他开始寻找投资项目。

　　随着各种成本的上升，实业经营愈来愈让李健看不到前景，又没有合适的项目。

　　后来李健想和朋友一起做民营加油站。在他看来，日渐高企的油价就是巨大的商机。经过一番调查后，原本信心百倍的李健却发现，要想进入石化领域将受到政策重重限制，无法择门而入。

　　即便进入还可能面对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的竞争，而且油源掌控在两大巨头手中，这样的不对等竞争，日子必然不好过。

　　转眼就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4万亿投资出台。当时在庞大的投资中，“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企，民间投资空间反而受到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阻力，”李说，“那段时间，我不断地跑北京找项目，均以无果而终。身边又再次掀起与央企、国企的合作潮，因为民营企业自己拿不到项目，必须找到靠山。”

　　之后的两年，正式进入“国进民退”的两年。

　　转机出现在2010年。

　　这一年的3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出席的政协经济、农业联组会议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主题发言中提出，避免“政府投资冲动陷入怪圈”，需要厘清政府以及国有资本投入的边界，同时解决民营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平等准入”问题。

　　温家宝当即做出回应表示，要着力解决民营资本在投资领域所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

　　事实上，当时，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很快出台了新的政策。大约在两个月之后，《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36条”)出台，试图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渠道。

　　李健说：“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民营企业反应非常冷淡，很多人被邀请参加会议都拒绝出席，大家均处于对细则的观望之中。”

　　效果如大家所料的收效甚微。2008年以来庞大投资的惯性依然很大，新36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至2011年，高达51.8%的民营企业500强认为政府有关部门观念未扭转，对政策的执行不到位；38.8%的企业认为垄断行业企业对新进入者有较大的抵触；20.4%的企业认为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普遍困境，一些关键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仍遭遇不少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部分实施细则不具体，操作性不强或门槛设置过高，实践中很难落实；对政策落实缺乏考核监督，一些法规规章也没有及时作出调整等等。

　　无奈之下，李健最终把再次创业的项目锁定在房地产上。

　　“当时是2009年，看到房地产的机会，2010年初，我和几个朋友集资一个亿到江西做房地产。”起初，一切顺利，拍地、建设，然而很快遭遇了国家政策调整，融资渠道受限，自有资金又基本耗尽，而楼盘还未结顶。虽然有部分取得了预售证，但是销售市场从火爆到冰冷，导致房子卖不动。

　　目前，三线城市房地产不明朗的形势和急转直下的市场现实，没有人愿意接盘，李先生再次陷入了人生的困境。

　　他说：“像我一样手握一定资本的民企老板很多，他们都想转型升级，然而，实际操作中，都发现资本并非万能的。“非公36条”中提及的很多鼓励民企进入的领域有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从2005年的老“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5月的新“非公经济36条”，再到2012年47部委引导性政策密集出台，李健说他一次次在心底燃出希望，收获却不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