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上半期，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争夺决定中国走向的主导权。单从力量对比看，这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可就是共产党这样弱小的力量却最终战胜了看似强大的国民党，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原因。

　　胡适不赞同共产党的理想，那是不消说的，但就是他也不得不对共产党人献身理想、勇于牺牲的精神深表叹服。在1926年写给好友张慰慈的信里，胡适这样写道：“他们(共产党)的理想也许是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共产党人的勇于牺牲不只是在关键时刻，更多的是体现在平常时期的简朴刻苦。范文澜的一段故事可作注脚：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进步言论而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将近一年，后经蔡元培营救才得获释。在他被捕以后，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可以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千家驹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家驹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无独有偶，淮海战役时国民党一方的主将杜聿明与陈立夫有着相似的直觉。1948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实际指挥东北(辽沈)、徐蚌(淮海)两大会战，这期间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隐忧，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里有共产党的耳目，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厅长郭汝瑰。说起来，郭也是他的黄埔同学，而且在抗战时期屡建战功，深得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人的器重。1947年3月，郭汝瑰调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后，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大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颇受器重。对一个正在得宠的同僚如此猜疑，他杜聿明凭什么？

　　据杜聿明回忆，他疑心郭汝瑰，起因于到郭家的一次探访，在郭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杜聿明自揣：我在国民党里已经算是够“清廉”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杜聿明心里认定了郭汝瑰有重大嫌疑，于是多次用不同的方式要求蒋介石不要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作战厅。可尽管如此，他的许多谋划还是通过郭汝瑰交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等人，及时出现在了共产党人的指挥部里。更致命的是，由于郭的位置及地位，他可以随时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建议，而实质上一旦执行这些提议多会令国民党军陷入更大的危机。徐蚌会战国民党之所以全面失利，与郭汝瑰“吃里爬外”是很有关系的。美国人盖瑞•J•伯奇研究淮海战役，也对他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淮海战役以后，郭引咎辞职，不久改任军长。

　　1949年12月11日，时任国民党第72军军长的郭汝瑰率部在四川起义，直接导致西南数十万蒋军猝不及防，顿成瓮中之鳖。国民党当局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大骂郭汝瑰是“共谍”，后来他们检讨“戡乱”失败原因时，也把郭汝瑰的起义归结为其中之一。

(文/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