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着重于数学方法，着重于建立模型。试想，用数学和建立模型这种近似于“化学试剂”和“显微镜”的方法，能研究《资本论》、《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要揭示的问题吗？大概很难，因为这些理论无法数学化。通过建立模型研究经济问题，是由于经济学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即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经济学的研究更着重于经济运行。如果不分问题的性质，为了建模而建模，那反倒会使问题复杂化。凯恩斯曾经批评道：“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之脑后了。”

　　马克思当年在英国而不是在他的祖国德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是因为当时英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当代中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这就给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经济学研究的肥田沃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使得我们更需要探索规律性的东西，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者可能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就是把已有的经济理论和中国火热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抽象和概括出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并不反对数学方法和建立模型，而是强调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使它们能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研究领域发挥作用。

　　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

　　美国学者坎特伯里在《经济学简史》一书中说：“历史是研究思想的基础……在经济学家中，历史从来都不会被忽略。”在这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无疑是一个标杆，它坚持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具有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围绕工作日的长短和工作环境的好坏，个人与资本家以及政府博弈的过程。“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资本主义的正常经济运行就不能进行。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不断博弈的结果。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依次考察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几个阶段，证明只有当机器大工业统治了社会生产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居于统治地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个别资本家率先创新，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实现的。因此，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创新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在马克思的笔下，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据马克思考察，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是因为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是稀缺的土地资源逼迫的结果。他指出，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是由于耕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了。换言之，资源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土地稀缺了，资本和技术变得相对充裕，于是，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今天，我们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历史的、必然的趋势。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告诉我们，经济学不是螺丝刀，放在美国能用，放在中国也能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则缺少立体感。实际上，各国由于历史、文化不同，即使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必然会有自己的路径依赖。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割断体制沿革。任何优秀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在彼条件下优秀，在此条件下则不一定优秀。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寻找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别人，这才是正途。一句话，我们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要了解中国国情，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