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十点思考

　　第一，我国长期小农经济，挤压了社会空间，因此我们今天提倡社会管理创新，首先一个前提是还社会一个空间。

　　中国自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二千多年的社会，一直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只有国与家两极，缺少社会空间，所以儒家历来只提倡忠与孝观念。这与欧洲国家不同，他们在中世纪封建统治下，有农村公社组织，有集体交往的社会空间。所以，资产阶级一起来，就出现市民社会，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有大量论述。西方市民社会偏重于保护私有产权、人权，成为与公权力相对的私人领域。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国家公权力实施全能主义治理，统包揽办社会事务，公民全变成“单位人”被管起来，连从一地到另一地，也要政府开证明，没有流动的自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生长出社会空间。今天我们习惯于用公民社会的提法，这是因为与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提法相一致；二是指同欧美有些国家市民社会不同，我们社会今天包含有公有制企业、人民团体在内，所以不完全是私人关系领域。有人说公民社会是西方设置的陷阱，这种说法是臆造的。在他们脑子里，总以为公民社会是与政府公权力对着干的，对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本能地存在芥蒂、反感，甚至敌意。以为这样才是政治警惕性高，抱着这种观念，怎么能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精神呢？所以，今天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首先要尊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长出公民社会空间这个客观事实。出现公民社会空间，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大有利的事；正确认识、管理、驾驭公民社会空间，对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大有利的事。

　　第二，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社会管理模式。

　　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是主张逐渐淡化国家作用的社会管理，提倡社会自身的自治自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助互助。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就是这种社会自治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国家消亡的模式。与此相反的社会管理，就是社会被国家吞没，所谓的社会管理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强制秩序、政府统管包揽。1936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的就是这种模式，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是照搬苏联实行的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尽管我国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已30多年了，今天我们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管理的观念，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观念上。这是我们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中要加以观念更新的。

　　除此以外，根据政府与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世界上国家存在有三种不同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模式，政府在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协调和服务，并在提供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处于协同配合的地位，他治他律比自治自律更重要，强制秩序比自发秩序更普遍，政府是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我国目前提倡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新格局，就属于这种模式。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

　　第二种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合作管理。社会领域三大部门即公权力、社会组织、企业形成各自独立的力量，成为社会管理基本主体，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在社会管理中责任共担，资源共享，彼此之间有分工，又有协作与协商。这是欧美一些国家良政善治者所追求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三种是社会主导、政府协助的模式，社会生活中社会自治优于政府管理，自治秩序优于强制秩序，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欧美主要国家早期阶段社会管理大都采用这种模式。二战后进入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开始发挥主导地位和作用。但随着近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又逐步转向良政善治者所提倡的那种社会管理模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世界社会管理潮流。

　　第三，我国领导人在社会管理统包统揽时期，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了，但是只有到今天才有条件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我读《邱会作回忆录》，其中提到在党的九大后，毛泽东主席曾经讲到社会管理问题，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话：“社会这个东西，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是违背不得的，它老大得很，不管什么主义管它，一概不理。要是违背了它的发展规律，是要受惩罚的。我们把制度和方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去。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办了。”

　　毛主席敏锐地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管理问题，提出社会管理有其自身规律，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这是很有识见的。但他认为是基层党组织很蠢造成，没有从体制角度作根本调整就可以改变，那只是良好的愿望。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下是办不到的。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现了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分化大体定型后，才有条件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4年左右，配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劳动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形成劳动力市场；并进行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体制的改革；城乡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2004年以后，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建设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明确提出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任务。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此，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任务，才摆到了重要议程上来。

　　第四，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七大变化，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说，大家明显感觉到的有以下七个方面：1.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社区变了；2.冲破户籍限制，人口流动了，2亿农民工流动大军反映我国大规模就业的不稳定现象；3.就业体制变了，从包分配到自找职业，找关系、背景、后台，成绩好坏与能力强弱变得不确定了；4.住房体制变了，有的成房产主，有的成房奴，有的成买不起住房的“愤青”；5.社会组织变了，过去靠人民团体，现在要靠民间社会组织了；6.公共舆论空间变了，过去靠主流媒体，现在有新媒体、自媒体，成网络社会了；7.最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变了，形成三大社会主体。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由政企分开形成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创造财富的企业系统；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民间组织与非赢利组织涌现，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开始产生。这是中国二千多年来难得出现的社会结构重大变化，意义深远。

　　目前，我国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45万个，备案的社会组织25万个，实际存在300多万个，年均增长8%~10%。这些民间组织覆盖了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慈善等公益领域，以及中介、工商服务，初步形成体系。其中，6万多个行业协会联系企业会员2000多万，4万多个学术团体联系专家学者500多万人，专业协会联系1000多万家。他们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据统计，到2010年社会组织拥有固定资产1089亿元，年收入1247亿元。而且走向世界，全国性社团已在12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在9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理事。各类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迅速增加，专职人员540万人，兼职人员500多万人，注册自愿者2500多万人。他们在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民间组织的认识，从原先的否定、怀疑为主，转变为肯定和支持为主，但偏见依然存在，特别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这种观念挥之不去。所以目前总体说，我们对社会组织还是制约大于鼓励，有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备。这种现状是不利于社会管理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