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回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我记得当时外交部翻译室内部定期讨论一些翻译难点，其中就讨论过“中国模式”应该翻译成“the Chinese model”还是“the China model”，最后定下来用“the China model”.

　　以我自己的了解，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他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1页)。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他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8页)

　　三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他1985年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担任翻译，他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他在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他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261页)。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其实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定要坚持，这也是对邓小平南巡的最好纪念。中国模式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中国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已经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竞争。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产生了“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命题。他追忆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滩散步的时候，可能是后来在重庆听当地干部描绘未来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从中国这三个地方的巨变中悟出了一个大命题：世界正在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我自己走访百国的经历也使我得出了和弗格森教授一样的结论：世界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国倾斜。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这个时代需要中国话语的崛起，让我们一起来推动中国话语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