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一点个人的回忆。我第一次替邓小平作翻译是1985年8月28日，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问：知道霞飞路吗?我说，是淮海路吧，他笑着点头。那次他是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穆加贝很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都有点不耐烦了，对他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将用国家机器来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还对他说，自己希望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归。穆加贝说您一定可以看到。邓笑着说，要看马克思批准不批准，可能还要和他谈判谈判。

　　邓小平的特质

　　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个方面：

　　一是眼光，二是思路，三是清醒，四是大气。

　　-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他在南巡中反复讲：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00年不动摇。他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今天我们还在走。他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公有制可以有各种形式，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即使一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

　　-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却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回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思考状态。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对华国锋的评价就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他南巡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经济手段”。一下子把纠缠了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问题说清楚了。

　　-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巡中，他反复讲：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世默先生前两天在《纽约时报》上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评价很到位，整个西方民主的立论是一种信仰，即人是理性的，人的权利是绝对的，现在信仰象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结果是民粹主义盛行，美国民主的路也就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衰退的结局恐无法避免。

　　-大气：作为一个人，他大气，他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会。

　　别人看到的是危机，邓小平看到的是机遇

　　结合上面谈的邓小平的四个特点，我来谈谈南巡讲话的背景：先看外部世界：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西方世界欢呼雀跃，历史终结了。我们内部一片悲观，红旗还能打多久?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在经济领域内，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都停滞不前了，发展速度下滑了。但危机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他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好像觉得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20天，他就开始南巡了，他有话要说。

　　这里大家要了解一点背景：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的，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7次访问苏联。他见过几乎所有的苏联东欧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东欧首先是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我1990年曾去苏联，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百分之九十的柜台是空的，剩下的百分之十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巡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曲解了邓小平的思想。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的领导人素质差。我曾问过我原来外交部的同事，邓小平私下有没有评论过戈尔巴乔夫，邓私下是这样说的：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话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都非常同意。苏联本来有一手好牌，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国家解体，经济崩溃。

　　在南巡讲话前，邓小平对苏联、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1989年9月4日，他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冷静观察。在这些国家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两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50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990年7月11日，他对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说，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的很。1990年12月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巨变，苏联则是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一步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经济的补充，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你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你。这是一步险棋，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强势政府和巨大的市场，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成功，他们不是“利用”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

　　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好了许多倍，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的前景非常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再过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两倍。西方现在不愿意承认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模式，到了那个时候，他将不得不承认，否则没法解释中国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