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结语

　　二十一世纪全球多极增长中各个不同文化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几个欧美工业化国家，代表西方强势文明，一直主导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在2000年以前，美、德、英、法、意、加和后来兴起的日本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合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超过美、日、德、英、法、意、加等老工业化国家。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多极增长的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将会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目前世界的主要文明体系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非洲等，她们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核心伦理价值取向。

　　二十一世纪迎来的不仅是中国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且也将会是各个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