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西方为例，Maddison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