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12月22日，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先生，应邀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政学院,为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新修订法律宣讲师资培训班作了题为《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五大战略性问题》的报告。会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政学院根据录音整理成记录稿，现刊发。

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五大战略性问题

我今天讲“改革”，讲制度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体制性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语言叫“制度”。我从事的这门学科叫“制度经济学”，党的文件有时候叫“体制”。在我看来，“体制”与“制度”在学科里是一回事，体制就是制度，制度就是体制。有的时候为了说得委婉点叫“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新思路，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五环式”改革，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这么一个理论观点。五年过去了，感觉“五环式”改革，也就是“五位一体改革”这样一个思路，已经被社会所认识。

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的领域已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体制。全面改革也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按学院要求，我今天只讲“全面改革”的第一方面，即“经济改革”方面。

提供给大家一本参考书，我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下面，我讲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五个战略性问题 。

一、关于深度市场化战略

首先说，“深度市场化”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不是今天提的，是2001年我在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交的内部研究报告提出来的，这是12年前提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我就把它公开发表了（参见《改革》杂志，2002第四期）。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说白提了。提了以后，实践表明市场化进程没有深化，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本来2002年十六大以后，应该推进“深度市场化”的改革，但是，可惜没有。

从2002到2012年这十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这里边很多东西值得反思，我说是应该的，该反思。为什么人类到2008年出了这么一场大的金融危机？这里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应该反思），但是，在反思中出现了一股批判和否定市场经济的“思潮”。国内，一些朋友包括负责官员中，内心深处对市场经济不感兴趣。

我们应该怎么看市场经济？怎么对待市场经济？我这本《包容性改革论》书第一章就写到，在中国要搞改革，首先要见天光，要看到天上有什么光？要看清时代的潮流。第一道“天光”，即经济领域“市场化”，你看，我书上写的： “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机制” （见《包容性改革论》第13页），这是第一道“天光”，以市场化为代表，说全了就是“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说简单点就是“市场化”为代表，这是人类的第一道天光。

其实，市场经济也有很多缺点，很多不足，它有好几个事解决不了。第一个它解决不了贫富差距问题。第二它解决不了生态恶化问题。第三，它也解决不了公共服务问题，等等，虽然它对缓和上述问题有作用，但它有局限性。总之，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非常理想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在当今的人类还就属它行。从人类发展史上看，现阶段还没有比它更好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嘛。

我们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我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我讲四句话。

一是“计划决定性”。这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搞计划经济。他也不是老祖宗，他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因为斯大林是搞计划经济，而且指令性计划，这是第一个阶段。结果怎么样？这种制度总体是要不得的。计划决定性，这个制度它的缺点、错误更多，虽然它也有优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地震来了这种体制有助于动员，但是平常情况下这种体制不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人的积极性，不符合人性。

二是“市场重要性”。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赵紫阳同志作的十三大报告，在当时条件下，认识应该说是很前卫的，“市场引导企业”，提出了市场的重要作用。原则是不错的，但如何“重要”，并没有“捅破”。

三是“市场基础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请注意这三个字——基础性。应该说，“基础性”比模糊的“重要”要明晰得多，但是“基础性”也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它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在“基础”的上面还有一个决定的力量。这在客观上给“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或称“政府干预型”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论借口。

四是“市场决定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性中起决定性作用”，最关键的就是三个字——“决定性”。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上有什么进展？我们可列出几条。我认为最大的理论进展就是这条，最大的进展，应该说，是它的一个突破，是它的一个贡献。将来历史上要给十八届三中全会记一笔功劳的话，什么贡献？“决定性”。决定性是理论突破，不仅仅是指它的强度、力度、深度等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质的变化。这是当代人类的普世文明。“意味着中国将向政府主导型模式，或称政府干预性模式告别”，我这句话大家可以琢磨。

我说意味着将告别，但，是真告别、假告别？不是说告别就告别，是不是在实践中告别？大家可以观察。说着容易做着难！从理论上说，从我的主张看，政府干预模式真应该告别，但有很多朋友不喜欢告别。“告别了，我的利益在哪儿呢？”“真告别，我的权力在哪儿呢，告别了我们有什么好？”从理论上说，应该告别，实践上也应该告别，但实际工作上能不能告别、什么时候告别、怎么告别？那还要观察，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告别得了的，但是必须告别。这是这次决定中的第一闪光点，大家要把握。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里的市场决定性，其内在机制是什么？从理论上说，主要是三大决定机制。

一是供求决定机制，市场经济活动首先要考虑并认真研究供求关系及其变化。

二是价格决定机制，价格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信号。但，不仅仅是商品价格，更重要是要素价格。我们一些朋友，一听价格，马上就想到商品价格，商品上面贴的价目表。假如您要是一看到价格两个字，就马上想到商场里面的价格表，这还不到一半呐。因为下一步价格改革主要不是这一块，主要是要素价格。涉及到什么是要素？准确说，应该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什么？马克思说是三种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一般来说，是五大生产要素，即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这五大要素都有自己的价格。

三是竞争决定机制，如果没有竞争，价格机制不起作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人与你竞争，所以价格在这儿起作用。

市场决定性，从行为主体来说，大家要把握市场配置资源三个“自”。

一是企业自主经营。不管哪类企业，国有也好、集体也好、三资也好、个体私营也好，只要他是企业，他就是一个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谁经营，谁说了算，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这是第一个“自”。可现在我们一些企业没有实现自主经营，特别是国有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政府还在那调节、在那里控制。

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刚才说的计划经济不让自由选择，给你计划安排，没有自由选择权利。而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选择，我愿意选这个，就选这个，不愿意选就不选。这次党的文件写的好，写上这四个字——“自由选择”，这是文件里的话。看到这四个字，我想到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一本著作《自由选择》。前些年，中国一些人竟然批判弗里德曼，真是匪夷所思。

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通，或者自由流动。不仅仅是商品，而且包括要素。要素自由流动，就包括资本自由流动、土地自由流动、劳动力自由流动、技术信息自由流动、管理自由流动。中国将出现一批强大的管理者队伍，职业经理人队伍。国有企业下一步要改革，组织制度改革，哪能说是上级任命企业管理者啊？应该是到职业经理人市场去选人，将来就会出现一种经理人流动的趋势，五种要素都要流动。

市场配置资源三个“自”，前两个是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也是人格化主体，后一个是市场经济中的物化主体。但是每个要素的背后都是人：资本的后面是投资者，土地的后面是承包者，劳动力的后面是劳动者，技术的后面是技术专家，管理的后面是管理者，要素的自由流动或流通，也就是人的自由流动或流通。所以整个市场这一块，大家会看到，基本思路是以“人”为本位，这就是我一直探索的“人的发展经济学”。

二、关于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

中共十四大以来，有关文献的提法：十五大是“打破地方封锁、部门垄断”， 有打破垄断这个词；十六大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十七大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但到了十八大，却没有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提法，“真的没有”。

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一改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不提垄断行业改革？为什么不提这事？这可是改革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啊，你怎么不提这个事呢？什么原因呢？是政治问题，还是利益问题，还是理论问题？我问了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提？十四大以来每次都提，就十八大没提。仅就这一点说，有点遗憾。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不讲，等于回避了，这怎么能回避呢？

2013年6月我完成了《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并上报。6月就写出来了，通过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决策参考》给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看了以后，可能觉得比较重要，他就报给国务院领导参阅。我提出了一个理论——“结构性破垄论”。

按照经典意义，“垄断”这个词有三种类型：自然垄断、法定垄断和经济性垄断。自然垄断、法定垄断和经济性垄断，这是教科书三种类型，但是不能照搬，到了中国就变成六种情况了。

我研究垄断，在复杂的中国，垄断有六种情况，刚才说三大类，每一类再分成两种情况，分成A和B，每一个都是A、B，那么三乘以二就是六了，这是今天反垄断需要认真研究的内容。

第一种情况，是真的、经典意义上自然垄断。自然垄断在今天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或者变异的）。先说真的，是网络性的。比如电网、铁路网、输电网等等，这是自然垄断。比如“火车”，轮子的下面，火车轨道（路网）那是自然垄断，轮子上面的运输不是是自然垄断。现在人们都说是自然垄断，说铁路是自然垄断，电力是自然垄断，民航是自然垄断、邮政是自然垄断、电信是自然垄断，我说不完全是。你得分开，一分为二，电要分成输电和发电，火车要分成路轨和火车运输，因为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现在，可惜我们没有把它分开，只笼统的说，铁路是自然垄断部门、电力是垄断部门，不妥。第一种情况是真的；

第二种情况，是假的（不是真的），或者过去是真的，现在不是了，技术条件变了，或者根本就不是，是人们把它说成自然垄断了。比如发电、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通讯运营等等，是变异了的自然垄断。要把这两个撕开，分成一个真的和一个假的，我们就可制定不同的法律了。

第三种情况，属于真正的法定垄断。我把行政垄断一分为二，一种，国家立法的法定垄断。比如像烟草就是法定垄断，注意通过法律让他垄断，那就是法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这个不能破。但是还有一种B，滥用行政权力。

第四种情况，就是滥用行政权力，这个很多，现在国家的问题是滥用行政权力的垄断，比如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搞地方保护，还有部门垄断。

第五种情况，是产业适度集中，这是正能量。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小而全、小而散，在国外形不成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存在产业适度集中问题，就是说在竞争基础上产业的适度集中，这是正能量。

第六种情况，还有一个负能量，就是经济性垄断或者厂商限制竞争的种种行为，包括厂商合谋、寡头垄断。

垄断分成这六种情况以后，我们就在这基础上提出不同的方略，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略，我提出“三不破，三破”。

有三种垄断现在可以不破。

第一、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不破”，但要实行一定范围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比如可以实行“特许经营权”的竞争，这个可以不破，但是也得要竞争。国家可以控制，不必让民营资本控股，但是也得竞争。是什么方式竞争呢？特许经营权。所以，今天大家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搞活“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在你手里，现在可以卖给民营企业“特许经营权”。这是三不破之一，真的自然垄断性国有资本可以控制，民营资本可以不占控制地位，但是也得搞竞争。

第二、法令性的垄断，真正的法令性垄断比如“烟草”这个不破，那是国家有法律根据的。

第三、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注意，是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该破，还应该加强，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要与美国、欧洲、日本竞争，得靠实力。那怎么提高竞争力呢？适当的产业集中。但是这个产业集中，他应该是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个不破。我们并不反对你去组建跟国外竞争的大财团。

重点是在“三破”。

第一、过时的，假冒的，或本来就是所有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要坚决“破垄”。注意，一类是属于过时的，原来是自然垄断，现在不是了，或者他本来就不是，他是“李鬼”、是“假的”、糊弄人的，或者是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对这个，要坚决破垄。

第二、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要坚决打破垄断，开展反垄断斗争。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行政垄断。

第三、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如：价格操纵、厂商串谋、垂直约束、纵向一体化掠夺性定价和搭配销售等），要坚决打破垄断和开展反垄断斗争。

这个问题大家要把握两条，一个是针对垄断地位、一个是针对垄断行为，这两个词——“破垄”与“反垄”。“破垄”主要是针对垄断性行业，“反垄”主要是针对垄断性行为。

反垄要解决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这里头也分成几个不同的情况，我分成四种情况。包括：1，经营者达成垄断的协议；2，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3，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这三个行为都属于经济性垄断）；4，另外还有一个“行政性垄断”。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搞反垄断，除了反经济性垄断之外，还要反行政性垄断。反行政性垄断，就是《反垄断法》说的那句话，“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这是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在中国行政性垄断很厉害。 反垄断重点瞄准经济性垄断，还有一部分属于行政性垄断。

至于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是一个专业问题，我在研究报告里对于“垄断性行业改革”给予一个重点的关注，这里面的问题比较多。前面讲的“三不破三破”就是我提的一点针对性方略。

三、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

怎么看待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惯性思维，只讲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这次三中全会有很大的突破。请看这句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请注意“都是”。

此前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公有制经济是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基础之一，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思想借着危机在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就是国有经济的跨边界的扩张和民营经济的被挤压。这就是前几年的情况，国有经济无边际的扩张，100个左右中央企业79个搞房地产，无边际的扩张。那都是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是干这活的吗？他有一个理论，国有经济是我们国家重要经济基础。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提出，要重新界定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并明确写上“共同经济基础论”（第219页）。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 《中国工商报》（2013年12月20日星期五出版的）的文章《魅力中国盛开私营企业花》。从这张报纸上我得到最新的数字，到2013年11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1229.3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81.75%，这个数是我们注册私营企业数，还不包括个体户。当然，个数多、规模小。这个数据是我刚刚看到的，1229.3万家，注册资金是38.26万亿，企业个数占了全国所有企业总数的81.75%，这个数据是不可忘却的。

假定你说个体私营企业不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那么就意味着有80%以上的企业，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从企业的规模上来看，它较小，实力不强，但是个数多啊，有的民营企业规模也不小了），从企业的总数来说，八成这块悬空了，这块不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基础，只有不到20%是你的基础。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作为执政者，你是希望基础雄厚一点好，还是基础薄弱一些好？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1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5万亿）的 61.3%。如果不承认民营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那么，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就削弱了吗？

我们国家经济基础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只讲公有制经济是基础。这次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和非公有都是基础。 我认为，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国有与民营应爱之如一。

这里我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市场决定性提出后，不仅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必然会对所有制关系以及实现形式产生影响，并使之发生深刻变化”。 怎么看待民营经济？在我看来，国有和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骨肉”，好比是手心手背都是亲骨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一句话说得好，他们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请注意“都是”，“都是”是重点，这样，我们的基础可以是共同经济基础论。我在新著《包容性改革论》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在此处，我主张建立“包容性体制”，不赞成建立“排斥性体制”，书中专门有一部分讲“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我们要有这种胸怀，“包容国有与民营”。

有人问我，您讲的“包容国有民营”很有哲理，但是国家真会把民营经济当成“亲骨肉”吗？这等于捅了我一个“软肋”，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会不会真的当“亲骨肉”？我说理论上是的。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有些部门并没有把民营经济当成国家的“亲儿子”，而仍然看成是“庶出”，其骨子里是这个思想，但未必说出来。当然也有说出来的朋友。前不久（2013,11,23）在网上，曾有一篇文章，题为:《私生子岂能冒充共和国的亲儿子?》，是点名批评我的，很有意思，题目也有吸引力，我喜欢不同声音，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比较研究。

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社会上存在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形成了在处理国有与非国有之间关系方面“贵国有，贱民营”的弊端。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讲过的一段名言：“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我套用唐太宗这个句型：“长期皆贵国有，贱民营，应独爱之如一。”（见拙作 《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

怎么爱之如一？我说具体些就是“两平一同”。第一、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第二、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第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真的爱之如一，就要把国有民营都看成“亲儿子”，能否做到以上三点，是区分是否爱之如一的试金石，也是产权结构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1200多万个私营企业，人家会找你。你说是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好，你贷款，贷给国有企业多少？贷给私营企业多少？将来私营企业要问你，你不是“两平”吗？贷款是不是平等？贷款贷的一样不一样？应把整个银行——工、农、中、建、交等等都拿出来，账本翻开，你们贷给国有企业多少钱？贷给私营企业多少钱？国有企业现在经营相当部分靠国有银行的支撑，民营企业才拿了多少贷款啊？不公平啊！你不是搞市场经济吗？要是不搞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也就罢了，我就给国有企业多，我就计划，那就没办法。但，要搞市场经济，就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这不是三中全会讲的吗？平等要真平等，现在国家的贷款相当部分都流到国有企业去了，私营企业、个体户微乎其微。将来如果中国参与TPP谈判，要求取消对国有企业优惠，怎么办呐？

未来国家财产的基本形式是什么？主流的企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我们现在国家工商总局的司局的设置是按照“非混合所有制企业”设的，有三个，企业注册局（公有企业）、外资局（三资企业）、个体司（个体私营企业），这是老观念、老一套。今后，我个人建议不该再按照“非混合所有制”来划分，那个地方叫外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还有国有企业注册登记，我建议大家要淡化“独资企业”这个概念。

要淡化“国企”这个概念，强化“资本”这个概念。过去经常问你，是国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是三资企业？以后多问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股本比例这样的问题。制度要改革，当然你那个司的名字就要改革。因为从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势来看，不排除依然有国有独资的企业，也不排除有独资的私营企业，也不排除有独资的外资企业。但是主流的企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不是国有独资、也不是私营独资、也不是外商独资。

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外商资本、港澳台资本，当然，不一定每个企业都是五样，但是尽量都是混合的，A和B混合，B和C混合，等等。我在国资委开会的时候，说你们要淡化“国企”的概念，少说“国企”，可说“国资”。你是“国资委”，你就管资本，你资本往这儿投，往哪儿投（当然不该投的，你别投）。企业是一个“筐”，装的是各路来的资本，“国资委”就管筐里的国有资本，私营投资者管私人资本，外商投资者管外商资本。各管各码。然后组成董事会，它所形成的叫“法人财产”。

然后去外面聘总经理或者是聘CEO，不能上面任命总经理，应找职业经理人，聘请他给打工，挣了钱按着资本来分红，国资的给国资，私营资本给私营资本，外资的给外资。这个企业是什么企业?这个企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写了实行混合所有制。实行混合所有制以后，就有很大的变化，不能按照独家的来经营了，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变化。变化中会不会发生异化? 会不会有人借混合所有制,侵吞国资,或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要警惕。

既然是混合所有制——“筐”里有各种财产，因此要保护各自的产权。大家看基本经济制度里特别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就是“筐”里的各种财产都要保护的。现在的法律对于国有财产、公有财产的保护制度，应该说比较完备。但对于私产财产保护方面，法律不完备。要是侵吞了国有资产，有侵吞国有资产罪；侵吞私人财产罪呢？这次中央决定里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好，它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原来是“公有财产不可侵犯”，后面是“句号”，这次改为“逗号”，又加了一句“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特别强调了“同样”两个字，“同样”两个字很有分量，这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普世思想，这是共同的文明。

西方有一句格言，“自己的房子风可进、雨可进，没有主人的允许任何人也不能进”，后面还有一句，“国王也不能进”。这个反映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所以公有财产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

四、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这次三中全会在城乡发展方面也体现了一种“包容性改革”的思想。过去，党的文件是“两拿着”：城是城，叫做城镇化；乡是乡，叫建设新农村，是两块。

这次新的思路是什么？就是包容性改革，把城市、乡下打成一个包，在一个包里思考问题。“城乡一体化”是这次文件新的思想，具体来说是16个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

土地改革是三中全会决定最有力度的改革之一。涉及三类土地：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用地。后面这个范围不大，重点是承包地、宅基地。

承包地：从法律上来讲，过去，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只承认三个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不承认流转权（就是承包权的流转权）、抵押权和担保权，这都是法律用语。这次确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是个突破。但是我总感觉似乎有只手在消解这个突破。

尊重农民三个权，文件用的是“赋予”这三个权利，从法律上来讲不是不可以说法律赋予，但实际工作准确地说叫“尊重”，或者叫“承认”，或者叫“保护”。现在的行政文件非常喜欢用“赋予”两字。我不太喜欢。我认为，三个权都不是你官方“赋予”的，而是农民本来就有的。怎么是你赋予的？农民的地，既不是国有土地，也不是党有财产，是农民自己的，怎么变成了“赋予”呢？法律条文“赋予”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行政尽量不使用“赋予”这两个字。我主张，尽量用尊重，或者用承认，用保护这样的字眼。客观上说，我们怎么尊重它、怎么承认它、怎么保护它。

现在在实际生活中“赋予”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恩赐。一些朋友骨子里有这种思维，就是说我现在恩赐给农民三个新的权利，这种思想是封建主义思想。农民只有一条，既然恩赐给我，我就要感谢了，“谢主龙恩”。所以在我的文章中，不喜欢用“赋予”两字。我主张，少说“赋予”，多说“承认”。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怎么看待人民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不讨论。

我们讨论到底有什么“权”？三个新的“权利”——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土地可以流转。我这本书里，有两节，讲了一个江苏的洪泽县三河镇的流转模式，是城里的资本流到农村，租了他们几千亩地种药材，南京医药股份同仁堂在那儿种药物。还有一个，常熟的一个，当地的农民模式，2009年我去他那儿，发现了一个家庭农场，把周边农民的地，2000多亩地给承包了搞家庭农场，回来以后作过报告。实际上，地方上的土地已经流转起来了，我们今天的决定只是一个承认而已。这是土地的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

还有就是农民的其他的财产权利，“房”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宅基地比较复杂，宅基地可在农民范围内搞“内循环”，农民村里内可以转让。但是“外循环”行不行？就是城里的人跑到那里买宅基地，这个可能涉及到比较大的问题，这是需要试点来观察的事情。这里边涉及到很多法律的问题。

一个是“耕地”、一个是“宅基地”、一个是“宅基地”的“房子”、还有就是农民在集体组织里还有一部分资产、股权，这四件事。耕地、宅基地、房子、资产股权，这都有相应的调整，甚至是很大的调整。

五、关于生态文明的制度化

过去决策层对生态环境的制度问题重视得不够，这次三中全会在环境保护生态方面，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制度化”——产权制度化。

生态文明的建设有四条路可以来推进。第一是，技术路线，通过技术改造，发明新的节能环保的技术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第二是，结构路线，走结构主义，调整产业结构，退二进三。第三是，政府的规制，政府看得见的手伸出来，包括执法，强制性的手段，也包括征收环境税。这次文件提到把环境费改成环境税。税是强制性的手段，不交就是抗税犯法。第四是，市场路线、产权路线。不用强制性的手段，用利益的手段，用产权的手段来促进生态文明，这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新的东西，就是第四条路线。

我十年来一直研究这条路线，2005年出了资源环境产权的论文，后来写成了书——《广义产权论》。看到“产权”两个字，很多朋友马上想到企业的产权，我这个地方讲的是“广义产权”，这本书是2009年出的，40万字。在这本书提出用广义产权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广义产权论》有三个要义，第一个要义是“广领域”，后来我把书中广领域这部分，写成《天地人产权论》拿出来，《新华文摘》2010年把全文转载了。“广领域”广到哪里呢？第一，“广”到天上，广到天上是环境产权，环境是有产权的。我们一定要突破环境无产权的成见，环境是有产权的。2013年1月1日起，欧盟曾提出找中国的民航组织，要收中国飞机过欧盟的“过天费”，飞机喷出那些“碳”，一年要交给欧盟多少亿“过天费”。“过天费”的提出，就给 “环境资源产权的理论”找到了一个新的案例。我都没想到，我当初提这个问题没想到，他们会收过天费。当然我们这边没有给他们，咱们得坐下来谈判，我从你那儿过有多少架飞机？我喷了多少“碳”？你欧盟的飞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空过多少架？喷了多少碳？计算后抵消，看看谁多，然后再缴费，天上是有产权的。“碳”产权交易势在必行，这次决定里专门写了“碳”产权的交易，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用产权来逼着你节约能源，逼着你来保护环境，从利益上约束你，从利益上来刺激你。第二，“广”到地上，自然资源产权。第三，“广”到人身上，各种人权。

四线推进——技术路线、结构路线、政府路线、产权路线，四路大军共同治理生态环境。

今天与各位探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战略性问题，讲的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