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厘清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在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度方面，中国的社会禀赋仍然处于演进的过程中，普遍说来，中国民众不如有长期市场经济经历的发达国家的民众理性度高。而在对秩序以及个人自由的偏好上，中国民众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以及儒家文化的熏陶，应该说比美国等国民众更加偏向于社会秩序。同时，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也是参差不齐的，比如说，在高考方面执行力度比较强，腐败比较少，其他方面远非如此。

　　给定这些社会禀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地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一些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需要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和借鉴。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禀赋在不少方面和中国更接近一点，因此需要仔细研究。

　　其次，一个应该没有太大争议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应当大幅度地放权，应该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自身的改革。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差距很大，因此，不同地区的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改革方向。比如，土地所有权问题，江浙一带的农村居民的市场理性度比中西部高，不妨先行一步。

　　一个简单的推论是，依赖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是最符合实际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禀赋差距巨大，全国一刀切，立法搞改革，即便是所立之法律可以执行，其效果不一定是好的。

　　再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国百姓的社会禀赋是在不断演进的，市场理性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偏好也是不断改变的，政府的执行力也是会不断改变的改革本身事实上就在不断推动政府的执行力提升，因此，中国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强调制度的灵活性而非僵化性。

　　因此，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今天的改革需要开阔思路，下放权力，由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自己改革的方向，从而以一个分权的、不断演进的改革方式，取代一个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改革方式。这样也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有可选择的余地，而企业的选择有助于地方提升改革的积极性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