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谜”仍有待经济学家破解

　　记者：目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出现了“国进民退”、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情况，原因何在？

　　吴敬琏：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国有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表现在：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

　　这样的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包括数百万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曾经大大增强。反之，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记者：“中国模式论”最近似乎很有市场，经济学界出现了明显的争论，在此情况下，如何看待经济学在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吴敬琏：当前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于“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近年来国家部门力量的强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不但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艳羡，可以充当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0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年-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腐败活动的制度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寻租活动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很大的社会震荡，就难于退出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并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007年，中外经济学家曾经在国际经济学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圆桌会议上对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上看，实现平稳转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总之，以上所讲的“中国之谜”，显然是一个值得经济学者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