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30年的变化?这30年其实是很有限的变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东西确实有着创新的过程，用体制和机制来说的话，就是体制没变，机制创新。其实，模式不是其他人能不能学，能不能做。我说的这个模式需要有自洽的逻辑，只要满足这一点，它就有特点，也叫模式。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模式”的概念有没有意义?比如说资本主义世界，别人可以总结出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在中国，你可以说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内部可以分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现在又有了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等等。

　　从2008年起，由于金融危机，一下子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种中国模式。很多我认识的金融界人士讲，中国能避开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学会游泳，还没有下海，不可能被淹死，实际上中国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认定存在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模式如果是个中性的概念，其实是可以使用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模式”。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敬佩和中国人自己感觉的差不多，就是走出匮乏：30多年前吃不饱肚子，抽烟的人一个月就抽一包烟，现在不太匮乏了。

　　对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同方式，暂且用模式的说法，我觉得是中性的，这是可以的。

　　先不说中国，现在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另类的国家。哪类国家呢?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些国家，可能会有不稳定，比如利比亚;当然也有的国家多少年后才出现不稳定，如埃及;也可能靠石油超稳定，比如说沙特。东南亚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就是文莱，文莱人均GDP四五万美元，和西方是可以比一比的。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依靠石油的模式。

　　中国最近对石油，包括官方和官商对石油的兴趣那么大，说哪里发现了油田，哪里发现气田，其实是对那种模式的一种向往。

　　另外提供一点视角。关于西方模式，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它在欧洲和北美的范畴之内，把西方分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地中海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第二种是中欧和北欧模式，叫民主法团主义模式;第三种是北大西洋模式或者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两个政治科学家，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美国人联合研究的结论，他们是研究媒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

　　我现在特别关注地中海模式，觉得中国某种程度上接近地中海模式，但是跟它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有一个极化多元主义，两个议政党，左的和右的。另外，他们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和另外两个模式相比存在很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少数人掌握资源，把资源送给老百姓，送给他的支持者，支持者反过来回报他。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我认为所谓的模式是一个样本，大家都可以照着学，可以推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有些经验是别人可以学的，但是，大部分经验别人学不了。

　　首先，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的经验跟其他转轨经济不同，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双轨制”。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但对外而言就没什么好学的了，除了古巴。

　　中国道路的特点

　　茅于轼：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有共产党稳定的领导，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领导人的过渡没有流血事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看看别的发展中国家，暗杀、流血不在少数，我们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点，因为有一个党的领导，有很多事情市场做不了的，政府能做，或者市场做起来很慢的，政府做起来很快就能做成。最典型的如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飞机、机场、电信，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可以排第一。

　　但是，现在有点儿过头了，好多高速公路没有足够的车走。这3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长期缺电、电力供应不足之类的事情。印度、菲律宾，几十年缺电，总也解决不了。印度更不用说，连高速公路都没有。我们比他们强多了，原因是我们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做这些事。